当前，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践已经全面展开，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正在建构之中。应继续统筹保护传承利用，实现国家文化公园内核心遗产与其他文化特质的资源整合、发挥最大整体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强调“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当前，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践已经全面展开，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正在建构之中。笔者立足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机制引导，对国家文化公园规划、设计、实施与运营四个过程进行思考，并提出完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的建议。

　　一是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编制工作推进顺利，大部分国家层面的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已陆续发布，规划成果为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全新概念下的规划探索，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在诸多方面实现了突破和创新。

　　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为例，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是规划范围和对象扩展，与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的区域深度融合。第二是在大运河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三大价值基础上，阐释了三大文化价值和四大时代精神，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国家文化公园话语体系的基本文本，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思想源泉和精神滋养。第三是建设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四类主体功能区，在空间规划层面对文化遗产引领区域发展进行探索。

　　二是国家文化公园设计。当前，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已不同程度地进入设计阶段，如何把握设计的合规性、合理性、经济性、审美性和独创性，是当前值得关注的问题。

　　根据设计内容和所属区位的不同，可分为标准化设计、展示型设计、创造性设计三类进行引导。其中，标准化设计适用于管控保护区内以使用功能为约束条件、需尽可能淡化自身形象的设施，如道路、栈道、平台、栏杆、围栏、监控设备等。展示型设计，适用于主题展示区内不仅具有实用的建筑或生态功能，其自身也可以作为展示对象的建筑或景观，如博物馆、展示馆、游客中心、景观绿化、广场等，应特别重视审美功能和中国特色。创造性设计，适用于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内不断创造、新产生的文化活动和生产，在已拥有大量创造性设计单项的基础上，形成与遗产保护需求相符的产业集聚。

　　三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有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一系列“十四五”实施方案已发布实施，为关键时期打造国家文化公园这张闪光的世界级文化名片提供了行动指南。

　　与规划、设计同步，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已取得丰富的实践成果。以大运河为例，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解决大运河遗产保护中长期问题、主要矛盾的综合实践。如各省、市逐步健全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大运河本体保护与考古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明显扩展，大运河本身具有的航运、水利等功能得到进一步优化，沿线水质普遍提升等。第二类是“大运河+”实践的广泛创新。大运河文化得以深度挖掘并进一步融入社区生活，大运河主题的文艺作品、文化产品创新不断产生，沿线城市间、地区间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

　　今后的建设实施应继续统筹保护传承利用，实现国家文化公园内核心遗产与其他文化特质的资源整合、发挥最大整体价值。

　　四是国家文化公园运营。在规划、设计、实施已取得诸多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下阶段应对运营予以更多的重视，即如何“用好国家文化公园”，把 “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品牌价值的实现作为国家文化公园价值实现的理想状态。国家层面应设置一套科学完善的通用指标体系，既能为国家文化公园区域绩效考核提供依据，也可以指明国家文化公园价值实现的现状与理想状态的差距。

　　指标体系可从以下三方面考虑： 文化价值方面，评估国家文化公园带给人们的归属感、历史感、信赖感、尊重感以及对“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认同程度。国家文化公园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程度方面，可以结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指标体系进行设置。品牌优势方面，评估财政经费支持水平、社会资本投入水平、公园区域内文化整合程度的变化情况、公园区域内各类社会生产的超额价值等。

　　综上所述，围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编制完成的一系列规划和已经取得的实践成果，表明了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抓手，推进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一个战略性思路。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要求，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确立国家文化公园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机制，为重大任务、重大工程、重大措施的组织实施提供保障。

　　二是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国家层面推动制定出台国家文化公园条例，加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管理。设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工作综合考核评价制度，加强跟踪监测和阶段性评估。搭建公众参与平台，接受社会监督。

　　三是探索创新发挥中国制度特色和优势的文化遗产地治理模式。基于国家文化公园，设立国家重大遗产试点，探索实行央地共建政策，开展文化遗产及其附着土地资产确权、国家保护监测研究中心建设，推进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遗产地治理。

　　四是制定国家文化公园名录策略，建立警示和退出机制，实施预备名录项目动态管理。

　　五是深化国家文化公园价值研究，通过国家文化公园塑造中国文化的整体形象，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公园话语体系。

　　（赵云 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研究馆员，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大运河组协调人）